矢志不移 奋力勇为
——记褚辅成在上海的二三事
季 萍 张越群
褚辅成（1873—1948）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民主人士。他曾先后在上海工作和生活12年，主要担任上海法学院院长、全浙公会董事会主席、上海市缫丝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等职务，创立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并任主任理事。2013年是他诞辰140周年，作为九三学社的后人，谨以此文深切缅怀他为追求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国家富强所作出的毕生贡献，追念他为教育救国、实业报国的无私奉献精神，继承他坚定信念、勇于创新的优良品格。
一、教育救国的践行者
（一）在上海法学院的锐意创新
上海法科大学于1926年夏由王开疆发起*。1927年因主持校务的潘力山校长被暗杀，褚辅成正式接手上海法科大学（1930年起更名为上海法学院）任校长一职[[1]]。他主持工作长达21年，为上海法学院的生存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兵荒马乱年代的恶劣环境中，上海法学院几经迁址、被毁、重建，褚辅成皆以惊人的毅力带领上海法学院师生克服困难、转危为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褚辅成在上海法学院的锐意创新及其晚年领导的抗暴斗争。
褚辅成自担任上海法学院院长以来，在培养人才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比如注重引进优质师资力量，尤其注意引进海外留学人才。1930年开始，法学院聘请的13位教授中，有12位曾有留学经历，有的留学美国或欧洲，还有留学莫斯科大学的。1936年聘请的32位教授中，有二十几位获得国外学位。从学校创办至1936年，获得国外大学博士学位的教授就有十多人。注重师资的海外留学背景教学模式，也体现了褚辅成欲把上海法学院办成一所具有国际视野的现代化大学的雄心。
除此之外，他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针对不同学科的学生创造实习机会，提高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这些理念在褚辅成1933年发表的文章《上海大学生毕业后的职业问题》中可以得到印证。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上海虽然是东亚最大的都市，消纳人才最多的去处，但近年来各大学毕业生，大半投闲置散，或学非所用与用非所学，因此埋没了许多人才……我们期望人到社会去服务，须先给他们切实明了社会的机会，以及实际技能的练习”[[2]]。在上海法学院，褚辅成亦注重这方面的办学条件，在法律系开设诉讼实习，政治系建有模拟议会，经济系与银行合作，增加实习机会。由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上海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中，涌现出很多卓有成就者，有的赴国外留学、办理教育、从事党务，有的任外交官、司法官、县长、律师等[[3]]。强大的师资阵容和注重实践的办学效果，使得上海法学院名盛一时，毕业生更是供不应求。这与褚辅成的办学理念是息息相关的。
此外，针对学生选择大城市就业等现象，褚辅成也发表了通过社会发展来解决学生就业问题、人才不应过分集中于大城市等看法。他撰文认为：“近来政法学生毕业较多，似为世人所指摘，其实我国以如此众多的人口，据历年大学生毕业统计，全国不过两万左右，如果按部就班，所学应所用，以此区区大学生数的分配，恐怕尚嫌其少……上海各大学毕业生，每以贪恋上海的繁华与生活的适意，往往一时不愿离去，其实上海五方杂处，人浮于事，如无新事业的建设，即求一个小小服务的机会，也至为不易，我主张人才不要太集中于都市，应分散于内地各城市、各乡村。”[[4]]这样的观点，无论在当时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褚辅成曾一度推动上海法学院创办成综合性大学，“1947年春，褚辅成在上海法学院创建20周年校庆大会上向外界宣告这一决定，将原法学院之经济系和商业专修科改建为商学院，成为法、商、医三院之综合性大学”[[5]]。只可惜褚辅成的宏愿未能实现，尚未筹建成功便因病去世。但这种想法和理念却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领导上海法学院的抗暴斗争
1947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上海法学院政治系学生邀请进步民主人士作家姚雪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等举行学术报告会。与此同时另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极为仇视，调来大批警察干涉，撕毁标语，殴打学生，致使两名学生重伤。事发后，学生方面立即组织391人的请愿团，于5月5日上午前往国民党市政府请愿，并向时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递交请愿书。沪上各大院校纷纷派人前往医院慰问受伤学生，著名人士郭沫若夫妇、法学院教务长沈钧儒等亦前往慰问。5月6日中午，法学院成立的“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以吴国桢对前日学生代表所提要求未有圆满答复，决定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并向全国63所大专院校公布事件经过，在沪的30余学校团体自发成立了“上法五四事件后援会”。眼看事情越闹越大，吴国桢于5月7日晚来褚辅成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委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
此时，褚辅成已经74岁高龄，且两年前从延安归来后刚患过脑溢血[[6]]，虽然得以康复，但身体已日渐衰弱。在此情况下，褚辅成依然顾全大局，询问学生们的情况，并在请愿活动前与学生谈判代表定下谈判策略，即主要由他和吴国桢谈判。5月9日下午，褚辅成、高景仰和学生代表屈元三人一道进入吴国桢办公室进行谈判。谈判中褚辅成向吴国桢义正辞严地指出，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学生手无寸铁，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头和枪弹搏斗的道理？经过唇枪舌剑的交锋，以及学生谈判代表据理力争和请愿学生的配合呼应，吴国桢终于勉强答应了学生的五项要求。在学生复课当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送到学校[6]，褚辅成领导的学生抗暴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三）开办基础教育
除了高等教育外，褚辅成也十分注重基础教育，1934年在上海与沈钧儒一起创办了正行女中[[7]]。褚辅成一生强调民族精神的重要性，更是在其开办的学校中体现出来。1938年至1939年间，褚辅成为校刊撰写《弁言》，提出“群治之端，即在共同精神之强弱，民族之于国家，个人之于团体，胥于是占之”的教育理念[[8]]。在办校期间，褚辅成甚至超前办起了终身教育，1936年1月正行女中开办年长失学女子补习班。当时在一则正行女子中学招生信息中有这样一段话：“本市赖斐德路一百二十号正行女中，教育严密，学生众多，内分初中普通科、高中普通科、商科暨艺术师范科。现该校为适应年长失学妇女起见，本期复添设妇女补习班，分低、中、高三级，可按照程度插入，毋须经过考试。”此举得到年长失学妇女的欢迎，以致当年报名的妇女人数，超过了学校教育的承受能力[[9]]。
褚辅成是政治家，更是成功的教育家，在上海的十余年时间里，将其开明务实的治学理念贯穿于其所关注的高等教育、基础教育中，为当时上海的教育事业打下了宝贵的基础。（注：上海法学院建国后并入上海财经学院[[10]]，以后老财政学院并入上海市社科院，正行女中即今上海启秀实验中学的前身。）
二、实业报国的先行者
在长期民族独立斗争中，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褚辅成逐渐意识到实业救国的重要性。在上海的12年间，在助推民族工业方面，褚辅成更是如其遗嘱中所总结的那样“志存报国”、“无敢间息”。对缫丝工业的支持救济就是最好的例证。
褚辅成回到上海后不久，就开始为当时国内硕果仅存的民族工业之一——缫丝业奔走。作为全浙公会负责人**，褚辅成以全浙公会董事长名义，开展了各项为缫丝业争取优惠政策的活动。从现存的档案及当时媒体的报道中可见一斑。
（一）为发行丝业公债，进京请愿
1930年由于丝业缺少资金，当时的国民政府为满足丝业融资需求，出台了发行公债条例，但却与初衷不符，没有达到缫丝业救济的目的。苏浙沪三区的同业组织，上海市丝厂业同业公会委员会、无锡县丝厂同业公会委员会、浙江丝厂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于3月5日联名上书蒋介石请求谈判，并推举褚辅成为代表。“南京国民政府蒋主席钧鉴：报载丝业公债条例与请求救济宗旨悬殊，群情惶惑，今日大会公决，推王晓籁、褚慧僧代表即晚晋京请训，谨先电陈。上海浙江无锡丝厂同业公会同叩微二十年三月五日。”[[11]]经褚辅成等人的沟通协调，最终国民政府修改了公债条例，1931年4月2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经洽谈协商后的《修正民国二十年江浙丝业公债条例》，发行江浙丝业公债800万元[[12]]。当时的《银行周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丝业公债解决——褚辅成等二次晋京之结果丝业团体，为请求发行救济丝业公债事，推举代表褚辅成等，二次晋京请愿。褚代表业已回沪，据称此案业经与实业财政两部及立法院，接洽完妥。依照丝业请求原案，共发公债百万元，其中二百万元为改良蚕桑，二百万元改良机器，四百万元救济丝业。不过在实业部未入手改良机器之前，丝商可暂将此款移作救济丝业之用。至于公债条例，已由财部起草，交由实业部转咨立法院通过公布，即可发行云。”经过褚辅成从中协调解决，丝业公债的发行如愿达成目的。
（二）联合行业团体，保全丝业利益
除了参与协调请愿工作，褚辅成领导的全浙公会还联合丝业团体，纠正同业公会——江浙皖丝茧业总公所的不当行为，并数次直接上书当局工商部门，以求保全丝业各项利益。
上世纪30年代初是上海缫丝工业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同业组织江浙皖丝茧业总公所是一个兼具行会性质和商会性质的独特的工商团体，总管三省原茧、生丝业务，其成员中既有三省经营茧行的地主士绅，又有集中于上海、无锡等地的丝厂业主、洋行买办。1930年，上海市开工的丝厂共有111家，而同业未入会者仅5厂[[13]]。1930年，时逢茧业欠收，上海等地丝厂原料缺乏，江浙皖丝茧业总公所便进口日丝，并上书国民政府减轻了日本进口关税，以缓解华丝原料缺乏的窘境。但全浙公会经调查发现，进口日丝会进一步加剧本国丝业的衰落，助长日本侵吞中国丝业野心，且所谓原料的缺乏，实际上是生产过剩导致的。于是1930年9月，全浙公会一面向江浙皖丝业总公所发出公函交涉，一面向当时的工商部请愿[[14]]，希望减少从日本的原料进口，同时，减免国内丝茧厂商的出口关税及其他各项税负。为保全民族工业做出了努力。
（三）担任第三区缫丝工业同业公会董事长，助推民族工业
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上海缫丝工业遭到毁灭性打击。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实施蚕丝统制，严重摧残了上海沦陷区的缫丝工业，上海市丝厂同业公会亦告解散。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迫使日本放松了对华蚕丝统制政策，1944年由缫丝业、丝织业头面人物沈骅臣、蔡声白等出面，邀集江浙各地的丝厂主组建上海丝绸业同业联合会，担负起同业团体的管理职责。但因战乱连年，汪伪币制接连贬值，联合会对复兴民族缫丝产业作用甚微。抗战胜利后，上海市社会局于1945年9月公布《上海市各业同业公会整理暂行通则》，重组缫丝业同业团体被提上日程。由于长期遭受战乱，当时申城缫丝业中能够正常开工的丝厂只有5家。面对凋敝的民族缫丝业，苏浙沪三地的丝厂开始走向联合，经农林部、社会部、经济部审批后，经济部确定苏浙皖三地和京沪两市的所有同业组织，联合组成名为“第三区缫丝丝织工业同业公会”。该机构庞大，实为国内缫丝工业界唯一的集团组织[[15]]。1946年7月10日，第三区缫丝工业同业公会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嘉兴蚕丝公司负责人褚辅成担任理事长，许行彬、王化南、高景嶽、沈九如、沈骅臣、周元勋等为常务理事，钱孙卿担任常务监事[[16]]。至此，褚辅成以73岁高龄，又开始在新的平台上为缫丝行业贡献力量。虽然由于抗战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对缫丝业的操纵垄断，民族缫丝业不断萎缩，同业团体也逐步受控于国民政府，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还是起到了与政府沟通、指导扶持同业、解决同业纠纷、调处劳资争议等作用。
在担任上海缫丝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期间，褚辅成曾被推选为代表出席全国商联会外贸会议，并就保护民族工业提出两项提案。其中包括提请政府禁止日丝进口，以防摧残国内缫丝工业提案，及丝厂出口减税提案，呼吁国民政府保存民族工业实力。经过八年抗战以及日本对中国丝业的掠夺，中国丝业已处于喘息挣扎的边缘，而日本丝业则由于长期掠夺以及工业化水平的发展，降低了生丝价格，竞争力强，并一直在谋求侵吞华丝的市场份额。在这份提案中，褚辅成一针见血地指出：“抗战时各丝厂遭敌军彻底破坏，胜利以来，缫丝工业正刻苦挣扎力图复兴，乃近政府有开放对日贸易之举，查日本欲霸占东亚丝业阴谋已久，现在日本生丝成本低廉，与我国生丝成本为一与七八之比。倘一旦日丝来华，则我国战后喘息未定之缫丝业势将再被摧残，即有崩溃消亡之虞。为国本工业民族经济计，应请禁止日丝进口，俾国立缫丝工业稍留挣扎余地，以图复兴。”[[17]]褚辅成提交的另一份提案则为“请财政部对于丝厂商同为输出业务应准予豁免管业税，以恤商艰而昭公允案”，认为政府本身还在贷款给丝业，而税收上又不减免，这本身就是一种不符实际的行为，提出：“财政部对输出业管业税准予豁免，丝厂商同为输出业务应请准予豁免管业税以示公允，俾得成本减轻增加输出贸易尤有进者，如本年度生丝俱属政府贷款以购输出，则厂商系属代办性质，更应免征以符实际。”上述提案在国民政府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实施效果未可知，但可以看出，褚辅成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两年亦一直在为我国的民族工业呕心沥血。
从褚辅成在上海十余年的部分工作，可见其为国为民奉献了毕生的精力，正如其遗嘱中所言：“余早年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纵观褚辅成的一生，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经历了新旧民主革命的转折，他的身上体现着九三学社先辈不断探索、追求进步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是九三学社优良传统的历史基础，也是九三学社后辈们学习继承的优秀教材。
参考文献：
*王开疆，男，汉族，1890—1940年，江苏如东人。曾东渡日本东京稻田大学法政科攻读法律。毕业后回国定居上海当律师，致力于教育事业尤其是法律教育事业，参与恢复中国公学，创办上海法政大学，历任南方大学法律系主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上海法政大学教授，上海法科大学教务主任、校长。如东县档案局网站，
**褚辅成于1921年与虞和德、邵仲辉、邬志豪等百余人在上海创设了全浙公会，会务范围有教育、工商、农林、水利、道路等各领域。全浙公会创设后褚辅成当选为总干事，领导全浙公会开展各项工作。1926年全浙公会由干事制改选为董事制，褚辅成又当选为董事长，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褚辅成离开上海，全浙公会停止活动。参见：褚辅成与两浙人士之集合团体——全浙公会，王天松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