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辅成与全浙公会
褚律元
全浙公会是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成立的以服务浙人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曾经在团结浙人、沟通民众与政府机构的联系；向政府提出重要建议；纠正政府的失缺，保护民众的正当利益；以及赈灾扶贫，发展生产等各方面，产生过巨大影响，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而褚辅成正是这一非政府组织的主要发起人与主事人。
褚辅成是浙江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浙江军政府成立，在都督汤寿潜之下，设军事部与政事部两部。褚辅成任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实业、教育、司法等一切内政。转任国会议员后，因反对袁世凯，被困禁三年。在护法运动时期，褚辅成是组织广州非常国会的活跃分子，当选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成为护法运动的实际主事者之一。南北议和，北京国会重开不久，又发生了曹锟贿选，国会分裂。褚辅成是抵制曹锟贿选的领军人物。大批正派议员同“猪仔议员”划清界限，纷纷南下，滞留在上海者居多。
此时，浙江为军阀卢永祥所据，而盘踞在福建的皖系军阀孙传芳正窥视江浙，蠢蠢欲动。东南数省陷于被军阀纷争掠夺的悲惨境地，政治混乱，社会失序，民不聊生。在此危急时刻，褚辅成、沈钧儒、杨永泰、焦易堂等国会议员发起组织联省自治政府，以抗衡军阀混战。曾同蔡元培、章太炎等筹组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在联省政府成立之前，暂居上海的浙籍国会议员以及著名士绅与各界领袖人物褚辅成，虞洽卿等百余人于1922年6月自行集会，成立一个“全浙公会”，来作为民意机关，担负起为浙江人民服务的核心力量。全浙公会设在上海爱文义路联珠里。创始之初，褚辅成即被推选为主席，以后连选连任，都是历届的主持人，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全浙公会解散。
全浙公会设理事会、监事会、干事会。主要成员都是浙江政界、工商界、金融界、教育界及其他各界的知名人士。包括曾任浙江都督的蒋尊簋、屈映光，曾任参议院副议长、外交部部长的王正廷，以及黄郛、王廷扬、陈布雷、沈钧儒、陈时夏、邵力子、虞洽卿、王晓籁、钱新之、朱庆澜、童杭时、杭辛斋、王孚川、殷铸夫、赵舒、方青箱、姚慕莲等。他们同上海当地的知名人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号召力。
从“全浙公会”保存至今的档案来看，公会的活动十分频繁，大致可分为以下六大类。
一、反对军阀乱政
全浙公会对于各系军阀混战，置民生于不顾的乱局深恶痛绝，屡屡有光明磊落的表态，抨击不遗余力。1923年10月，全浙公会紧急干事会议决，推派代表去杭州，面见当政的卢永祥（督办），要求出师讨伐曹锟。次年，北洋政府计划向外国举债，以充实军费，全浙公会向全国通电反对。福建孙传芳派两支部队向浙江进犯，全浙公会急电卢永祥，要求予以制止，以安边境。1924年12月，全浙公会发动旅沪浙人组织“驱孙（传芳）大会”，并派代表到北京、天津策动响应，并通电段祺瑞、张作霖提出“废督，裁兵”。1925年10月，孙传芳自封为“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气焰万丈。褚辅成与之针锋相对，通过全浙公会发起废督运动，获苏、浙、皖、闽、赣五省士绅的赞同。1926年12月，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等，通电拥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奉军有南下之意。全浙公会董事紧急会议，致电孙传芳表示反对，称“吾浙全体人民业已宣告划本省为民治区域，今后如有对浙不利之事，浙人决不接受。”同时通电张作霖，让其严令鲁军撤回原防。
二、反对日寇侵华，掀起爱国运动
1928年4月，日本田中内阁先已出兵我山东青岛，反又决定出兵我山东省全部。全浙公会获此消息后，急电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要求“据理力争，并向日本当局声明，以后华侨在日如遭有危险事件发生，我国亦必采取同样手段。”但不久，5月3日，即发生了“济南惨案”，日军屠杀我国军民千余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激起我国民众无比愤慨。上海800余团体20万群众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誓雪奇耻。全浙公会连日开会，电浙江省政府严密防堵日舰；建议当局训练义务民兵；并呼吁惩办张学良；呼吁抵制日货。11月，全浙公会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政府出兵接应正在孤军奋战的马占山将军。1932年1月，日本借口一日僧在上海街头斗殴被打死，竟在上海发起暴动，日本领事更出言恫吓，对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市政府取消“抗日救国会”及其他抗日团体，蛮横已极。吴铁城慑于敌焰，于26日晚间召开各界领袖会议，表示上海虽有十九路军驻扎，“只能抵抗三小时”，为避免牺牲，希望各抗日团体自行解散。到会诸公不出一声。褚辅成起立发言，大声说：日军侵略东三省，张学良因不肯牺牲而屈服，此后日人不须再用枪炮，只须一纸公文，便可吞并我全国。他说：“目前如果能上下一致，齐心抗战，最为上策，即使不能，亦唯有政府（上海市政府）自负责任，万不可假借民意”。会议无果而散。28日晚间，日本海军陆战队冲入闸北我十九路军驻防地，蔡廷锴、蒋光鼎将军奋起反击，是为一二八淞沪抗战。2月5日，褚辅成通过全浙公会致电南昌第四军团总指挥蒋鼎文将军，请其火速出兵支援。
三、关心省政、关心民生疾苦
1927年北伐军收复浙江，褚辅成曾短期主持浙江省政府。四一二政变，褚辅成、沈钧儒被撤职关押，从此离开浙江政坛。蒋介石的嫡系张静江来浙主政。此后，又数次换人，变动频繁，政府工作失序。1931年，张难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颇负众望，而南京国民政府出于排除异己的阴谋，拟派军人鲁涤平去浙取代张难先。12月，全浙公会召开常务会议，议决反对鲁涤平主浙，组织“浙人拒鲁大会”，并通电南京，表示反对。
在民生疾苦方面，最为关注的，莫过于禁烟与反对苛捐杂税。1927年10月，褚辅成即以全浙公会名义电浙省政务委员会（省政府），反对鸦片公卖，反对稽征渔税。1931年，全浙公会第七届会员大会议决，致电张难先省主席：“誓与鸦片恶魔作最后之奋斗”。并以褚辅成个人名义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及全国禁烟委员会，强调禁烟之重要性。1934年1月，全浙公会致电浙江省政府，要求“缓裁各县禁烟委员会”，获省政府许可。
浙西杭嘉湖地区，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向称鱼米之乡，因此历来成为畸重的重税区。另有一说，明末清初，浙江出了个“铁杆”反清义士方孝孺，宁死不屈，被清军灭了十族（第十族为方的学生），连累了许许多多的人。满清不思悔改，反而怙恶不悛，加重浙西税赋，以示惩罚，遂使浙西人民不堪重负。全浙公会关心民生，屡屡反对苛捐杂税，毫不懈怠。1928年3月，全浙公会致电省政府主事诸公并财政厅长，指出“两浙田赋，甲于全国，农民负担极感困难。每石谷米要带征军事善后特捐一元（充作北伐军饷），将使民不聊生。”要求在所缴的特捐内拨出四分之一，作为各县建设用费。1930年，因受日丝倾轧，丝业凋敝，几至绝境。为此，要求政府将生丝出口税及干茧一切正附杂捐，一律豁免。1932年5月，全浙公会致电南京行政院、立法院、财政部，要求制止浙江省加征营业税。1933年7月，临海县发生勒派路政股，田地五亩即须派股五元，并滥用武力压迫，团警四出拘人。临海农民向全浙公会报告此事，全浙公会讨论议决“将违法之通知、收据照相粘呈国民政府行政院、监察院及浙江省政府查办”。无奈此事未获回复，遂由褚辅成亲自署名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护法运动时，林为国会参议院议长，褚为众议员副议长，往来密切)，指出：“县长姚彦文为迫认新天地公路股票，肥私虐民，其野蛮残酷，即专制军阀时代官吏亦不敢为。”要求勒令行政院，转浙江省政府，将县长姚彦文等撤职查办。同年8月，开展土地清丈，多有弊端。“近日浙人来沪，语及清丈，大有谈虎变色之态”。经了解，嘉兴县政府规定，每亩要征收清丈费二角。“即小农之家，亦需纳银数元……况尚未清丈，先令农民出钱，迹近搜刮”。为此，全浙公会致电浙江省政府，请予过问。1934年6月，全浙公会电请省政府裁撤丁漕项下附加之建设特捐。一个月后，全浙公会董事会议决，郑重其事地向省政府发电详加说明，指出：“浙省素称赋重之区，近年以来各项新政之推行，无不取给于田赋附加。尤以建设特捐一项，地丁每两抵补金每石多附加一元为最巨。……是以敝会亦未敢为全部附税罢免之请求，只求将病民尤甚之建设特捐，先行停征，以解民困”。1935年4月，全浙公会又为船捐扰民事，致函浙江省捐税监理委员会。同年9月，全浙公会致电浙江省政府、浙江捐税监理委员会。指出：浙西杭嘉湖各属，田赋附加税甚重，超过正税一倍甚至二倍以上。浙东各县赋额较轻，但附捐几超过三倍至四倍有余……各地农村之情况，日趋衰落。本年秋，风、虫交迫，田亩又呈欠像，故一般时谚谓：田之形，昔则为富字之基，今则为累字之首……”请求省府重订田赋减免征收章程，以抒民困。
四、大力救灾，兴修水利
无论中外古今，救灾往往需要政府同民间合力来做，社会团体及各种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全浙公会在遇有水旱、虫灾时，几乎是全力以赴，冲锋在前。1929年10月，浙江遭受风虫水旱天灾，尤以台州、温州两州所属各县最为严重。全浙公会召开董事会专题研究，特邀请上海名人王一亭、虞洽卿、张啸林等，组织浙省救灾会，多次聚会商讨救灾办法，筹募赈款。全浙救灾会还制发灾情调查表，分发各县政府或办赈机构填报，以便切实掌握灾情。同时成立征募委员会，广泛向商家、企业、士绅及文化界人士，征募古玩、书画、笺扇、宣纸、百货等等，通过义卖来筹集赈款。此次救灾活动，一直延续到次年8月。某次，桐乡、海盐、海宁等地的饥农，男女老幼200余人，来到嘉兴向各商号求乞。褚辅成等筹备米粥赈济他们，并且同饥民合影，以更方便他们去各处求助。
浙江常有螟虫成灾，危害甚大。1924年7月，褚辅成等人发起组织嘉兴除螟虫会，褚被推选为会长。褚辅成曾亲自去乡间调查螟害，劝导农民捕捉。还组织宣讲队去各乡宣传。1928年，螟灾再起，嘉兴除螟会扩大为嘉兴、嘉善、崇德、桐乡、平湖、海盐“六邑联合治虫委员会”，选褚辅成为主席。联合委员会函请省建设厅，从速扩充昆虫实验室，并组织交流除螟经验。褚辅成还将样本寄给在日本扎幌农科大学留学的表侄陶昌善，供其研究，并将日本的除螟经验带回国来。
救灾同兴修水利有密切关系。1931年，全浙公会根据当时浙西多处发生水灾的实情，经过研究，向南京国民政府救灾委员会与浙西水利议事会及被灾各县政府与商会发函，建议兴复浙西水利，以工代赈。1934年夏，浙东旱灾严重。全浙公会数次开会，查得原有疏浚泖河专款数万元，归海宁、平湖、嘉兴、海盐四县共管，随即向四县发函，建议召集保管专款之士绅开会，拨款开浚虹桥堰，以救旱灾。
五、保护与发展民族工商业
全浙公会为了保护浙江蚕丝生产，数次致电财政部、实业部以及行政院长汪精卫，提出具体意见，建议海关对进口人造丝课以重税，以保护国内生丝生产。1933年5月，全浙公会开会议决，派出代表去杭州省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呼吁政府重视蚕丝生产，减轻丝农负担。
1934年11月，松阳县烟业同业公会刘福佐向全浙公会反映，该县所产烟叶质量低劣，亟需改良品种，计划引进美国优良品种，请予协助。褚辅成当即委托专人，设法购得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优良烟叶种籽，寄给刘福佐，并将收割、烘焙诸法，一一告之。1935年6月，全浙公会致电财政部、实业部，为中国惠农垦业公司吴文元试种美国改良烟叶，拟具救济办法，代为请求。
1934年，会员金玉振反映，家乡孝丰县盛产竹，年产20万贴（每贴为1000斤），竹农为数甚多，他提请全浙公会与造纸专家商讨用竹造纸的技术，并召集实业家筹设有现代设备之造纸厂，以挽回进口洋纸所造成的利益外溢。全浙公会即致函杭州美利利造纸公司、余杭县林牧公司，沟通双方协商办理。
1935年1月，全浙公会根据民众反映，致电浙江盐务稽核总所与盐务署，指出：海宁县沿海一带农民利用农暇，将稻草编制成草包、草索，供售浙西盐场装运官盐所用，以此为生者不下万人。今浙江盐运使下令要求改用麻包不用草包，“滨海农民生产遂断，恐慌万状。”为此，呼吁取消此令。
有些相互扯皮的事，全浙公会也在管。如1935年宁波旅沪同乡会就嵊泗列岛归属问题致函全浙公会，声称：“嵊山泗礁各岛，地处浙境，与定海县属之黄陇仅带水之隔，岛上侨民均由浙之宁、台、温三属迁来。……举凡金融之流通，航行之往来，在与我宁属有密切之关系，即寄邮件亦不经崇明而经定海。往年岛上治安向由浙江水上公安队负责。讵其治权属于苏省之崇明，以距离遥远，上下隔阂，时受胥吏之苛扰，下情不能上达，致岛民受屈莫神，人心不安，各业难以发展。……”全浙公会认为有理，即发电行政院、内务部、浙江省政府。
六、伸张正义、维护民权
1926年3月，《杭州日报》主编许祖谦被军阀孙传芳逮捕。全浙公会致电浙江当局，指出：“报馆为舆论机关，记者有闻必录，职责使然。”要求按法制轨道，妥善处理。
1931年10月，全浙公会发出通电，呼吁国民结社、集会应完全自由。电文中说：“结社集会既属国民完全自由权，应无庸再经党部许可。报纸代表舆论，除军事戒严期外，平时应绝对不受检查，以保障人民获得真正之自由。”
1933年12月，社联机关刊物《现象月刊》主编李剑华遭国民党政府逮捕。次年3月，经褚辅成、沈钧儒等人保释出狱。李剑华后来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在南京工作。
1934年7月，崇德县农民向县政府请求祈雨，县长毛皋坤下令保卫团开枪，致击毙民众二名，拥挤踏毙二名，伤十余名。全浙公会致电浙江省政府，要求将县长毛皋坤撤职查办。
1935年3月，宁波《时事公报》编辑严济宽被浙江保安处逮捕。此事反映到全浙公会，公会立即致电保安处，担保严济宽安分守己，并无越轨行为，要求尽快释放。
有些看似普通的小事，但只要有民众申诉，全浙公会也积极去办。如1935年9月，有公会会员反映：上海公安局的车站检查，“不分良莠，一律施以威吓行为，甚至裸胸赤体，翻箱倒箧，衣服什物凌乱满地。一经完毕，任其自行整理捆缚。乘客受罪非浅。……更有咄咄骇人者，乘客因时间关系，行路匆促，被警士兜胸或夹背突然揪住，如捕盗贼。乘客猝受惊恐，其神经衰弱者即不免发生不幸事件。”全浙公会即致函上海市长吴铁城，请他知照上海公安局改正。
对于公会会员在政治立场上犯严重错误者，全浙公会绝不迁就宽宥。1935年11月，与日本妥协之产物——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河北通县成立，殷汝耕为委员长。12月4日，褚辅成主持召开全浙公会常务委员会议决开除殷汝耕的会籍，并发电予以警告。
以上所列的六个方面，仅仅是对全浙公会20年来所做工作一个粗略的介绍。有这样一个非政府组织，有这么一批热心肠的人，在中国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主动站出来，为民请命，主持公道，实属不易。他们无职无权，赤手空拳，既没有武力支持，也不受金钱驱使，仅凭着他们的良心，肩负起拯民的使命，不畏强暴，不顾艰险，不怕挫折，以民意为依归，说当说的话，做当做的事，20年如一日，这是需要一些勇气，需要一些毅力的。全浙公会的那些主事者，都是当地的士绅，那些起文稿、办会务的人，也大都是社会中层。但历史可以证明：他们是站在人民这边的，他们是心向劳动大众的。
全浙公会，仅仅是中国历史上非政府组织的一个例子。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不可能包揽一切。一些非政府组织可以起到帮助政府、服务人民，在政府与人民之间架起一座沟通、合作的桥梁，有时候，这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这种经验，到今天仍还适用。
（说明：文中所引史料源自王天松编《褚辅成年谱长编》。）
（作者系褚辅成先生之孙、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原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