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追求和平民主中国梦而鞠躬尽瘁的褚辅成
褚离贞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疾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已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此嘱。”这是祖父褚辅成（慧僧）60多年前（1948年3月20日）给我们留下的遗嘱。
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祖父临终前，仍殷切盼望各党派能够真诚团结，共建一个强盛的祖国！
国民参政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历时十年（1938—1948），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参政会期间，褚辅成除就改善征兵、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抑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始终是褚辅成的宗旨。从以下几个历史片段的记载，不难看出褚辅成是一位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毕生以追求和平民主、爱国爱民为原则的先贤。
呼吁团结抗日
面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分裂和不抵抗势力，1939年9月8日，褚辅成先生在参政会极力呼吁：“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加紧动员民众，争取于我国有利的时机，达到相持的阶段。在国际方面，利用外交，努力争得苏联、美国所有同情我国抗战国家的各种援助。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切民族败类将被打击得体无完肤，一切妥协投降的阴谋诡计将被揭穿粉碎，最后胜利就有保证了。”（见重庆《新华日报》）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褚辅成、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从2月5日至5月27日间，作为第三方在国民党和中共参政员间不断积极斡旋商谈、协调，终因国共双方意见不一而难以达成中共参政员即行参加参政会的决议。
1941年5月27日，褚辅成先生在从成都返回重庆的途中适逢69岁寿辰，作诗《六十九初度》：“胜利年开新纪元，三春百战百追奔。同仇还望同团结，得道尤须得外援。求死初衷今幸免，偷生乱世福奚言。星家不验身尤健，欲学随园写告存。”抒发了他盼望各党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愿望。
1943年9月18日，褚辅成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式上致词说：“吾人希望全国之武力，精诚团结，一致杀敌。”（见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9月19日）
1944年9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又刊登张澜、褚辅成、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的谈话，其中褚辅成说：“我所注意的是团结，打胜仗！现在是最后五分钟的时候了，我们需要的是团结，需要的是军事上有办法，前线上能打胜仗，我注意的就是这两件事情。”
1945年元旦，褚辅成与黄炎培等60余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对转捩当前时局献言》，号召各党派加强团结，迎接抗战胜利，进行国内和平建设。
为和平建国奔走
1945年春夏之交，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然而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致中共声明不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各民主党派人士对时局十分忧虑。在宪政实施协进会讨论宪法时，黄炎培、褚辅成先后发言，强调宪法必须在全国和谐一致的空气中产生。
5月25日，褚辅成又招黄炎培（任之）、冷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王云五等继续商讨协调办法。（见黄炎培的《延安回来》）
6月1日中午，出席蒋介石邀餐，“餐前座谈，为5月25日慧僧发起促成继续之国共问题。商定由同人同电延安。蒋（介石）表示空空洞洞，无成见，诸君意如何，当照办。餐后辞出，到中央研究院会商，由傅斯年与余起草电稿。”（《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6月1日）
6月2日，七参政员联名至电毛泽东和周恩来：
“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惠鉴：
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目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现同人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奠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侯明教。
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
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己冬”
6月1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七参政员：
“褚慧僧、黄任之、冷禦秋、王云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钧诸先生惠鉴：
来电收悉，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
毛泽东周恩来己巧”
（上述2封信原载于1945年6月30日的《解放日报》）
褚辅成等七人收到延安复电后，即去见蒋介石，并提出两点建议：（一）由政府招集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问题由政治会议解决。蒋介石表示可以商谈，支持他们去延安（见黄炎培的《延安回来》）。
7月1日，六参政员（王云五因病未成行）由王若飞陪同飞抵延安。中共中央盛情接待，诚恳交谈。褚辅成当年已73岁高龄，体质虚弱，乘坐小飞机一路颠簸，到延安就感到身体不适，但仍勉力坚持同中共领袖们进行政治商谈，并信步延安街头，了解人民生活和物价情况。
会谈共三个半天，于7月4日达成两点共识：（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还提出了五项具体的建议。
7月5日，六参政员飞返重庆。褚辅成从延安带回了解放区人民生产的橘子、粗绒线、粗制服呢以及《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和一些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
7月7日，六参政员集体面见蒋介石，陈述会谈情况，并将《延安会谈记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同时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开幕，7月19日通过《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决议》，要求国民大会“具有极完满的代表性”，召开之前应“采取可能之政治步骤及协调的精神，求取全国之统一团结”，并“保障人民身体、言论、出版及集会结社之合法自由”，“对于各政治党派，依法予以承认”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昆明，褚辅成兴奋过度，以致大出鼻血。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并在昆明市各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宴会上发表讲话，畅谈他从延安归来的观感。
当时，褚辅成对国共和谈的前途认为还是很有希望的，他在和冷遹交谈时曾经说：“从《论联合政府》所提出来的一般纲领来看，国共间的距离并不太大。问题就是蒋介石是否有诚意！是否能够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政策！是否能够在军队问题上作出适合双方利益的让步！此外，还要看蒋在国际政治问题上（主要是对苏联和美国的问题上）究竟走哪一条路！”
国共双方一直未能和谈，褚辅成对时局非常忧虑。1945年8月25日，褚辅成给蒋介石发了个电报，其全文为：“蒋主席钧鉴：病中阅报载钧座与毛泽东往还电文及朱德发来铣电，无任忧惶。辅成深虑胜利后发生内争，故不辞老病冒暑飞往延安，携回中共建议五款，面呈督夺。返昆前，复拟具解决纠纷办法，提供参考。今钧座虽以和平宽大为怀，再电毛泽东劝驾，窃恐未必肯来。查中共建议本有先开预备会议一款，拟可采纳。拟请王雪艇（即王世杰）部长电邀周恩来速偕中共代表来渝商谈，并邀他党人士斡旋，在会议上开诚商讨。团结民主之目的相同，当无不可解决之问题。化干戈为玉帛，在此一举，如蒙加纳，国家幸甚。”（见1945年8月25日重庆《大公报》）。
8月28日，中共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褚辅成虽然没有担任谈判代表，但他始终对谈判非常关心。例如在释放政治犯这个问题上，褚辅成就以他力所能及，设法疏通。
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内和平大有希望。
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内战愈演愈烈，国共和谈的大门关闭了。六参政员延安之行的努力成果也付诸东流。
自国共和谈破裂以后，褚辅成心身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去，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平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见《王造时回忆录》）。
反对国民党专制
1946年秋冬间，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11月10日，褚辅成、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联名至书国民党当局，指出：“国民大会召开期届，而各党派出席代表，因和谈未谐，迄未提出。制宪为国家百年大计，必须在全国统一和谐之气氛中举行，方可期宪法颁布后，推行顺利。否则势难以完成国家之统一者，招致国家之分裂，祈允将国大开会日期，暂行延缓，以待和谈妥协，各党派代表名单全行提出后，再行正式开幕。庶可由统一之国大，制定统一之宪法，以完成中国真正统一之局面，国家幸甚。”
11月13日，褚辅成对记者发表谈话：“依照政协规定，国大召开之由政协商定，故应该由各党派商定一国大召开之日期。并表示最近不拟赴京”（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5日）
11月13日，褚辅成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认为国大延期三天召开，各项问题恐难以解决，希望延期到12月初，由各党派共同决定国大召开日期。（见1946年11月14日《大公报》）。
一周后，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赴南京与会，与各方人士交换意见，力图挽回僵局，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见笪移今著《褚辅成与1946年的“国民大会”》）
12月31日，九三学社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11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当局对民主人士的迫害愈演愈烈，褚辅成为了声张正义，在自己的寓所邀请沈钧儒、王绍鏊、俞寰澄、冷遹、黄墨涵、楚图南、王造时、孟宪章、笪移今等交换意见，希望努力缓和恐怖局面。但是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于10月25日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褚辅成一方面设法保护周新民（中共党员）、楚图南等人的安全，一方面加紧推广反美扶日运动，从侧面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暴行。
1948年3月初，褚辅成血压剧增，开始卧床不起。3月20日他勉强起床写遗嘱。3月29日，褚辅成带着对祖国和平统一的渴望与世长辞了。
1948年4月30日，中共提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极大地鼓舞了艰苦斗争中的各民主党派。很快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爱国统一战线在中国形成。1949年，伴随着一个腐朽的历史时代的灭亡，新中国崭新的历史从此开始。如今，中国已经由一个惜日的东亚病夫，变成一个东方巨人。祖父褚辅成先生“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的梦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实现！
（作者系褚辅成先生孙女、九三学社嘉兴市民丰支社原主委、民丰造纸厂原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