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邹汉明
禾兴南路，在将要踏上南湖大桥的那一段，过去曾是梅湾街的一部分。也是褚家的老宅的所在。但褚宅抗战军兴即已烧毁。老辈的嘉兴人还记得那里有一个仿佛某种警示似的褚家白场——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民族耻辱的一部分。现在，白场化成了一段遥远的记忆。上世纪末，此地辟出了一条通衢的大路。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身后愿望，大概无过于如此的吧——在他躺倒的地方，沿着他的理想，一条康庄大道可以直通未来。
他叫褚辅成，清同治十二年（1873）出生在这里——南门梅湾街盐井弄。顺搭便说一句，离此不过百米的南帮岸三号，是沈钧儒的祖居。这两个人，一个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一个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少不得这两个瘦弱的嘉兴人。嘉兴南门，真是与有荣焉。
褚辅成是有志于地方的人物。早年励志禁烟，不遗余力；创办开明女子小学堂——此为开嘉兴女学之先例。他后来与友人开办禾丰纸厂，成为现在的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褚辅成每到一地，总希望做一点实事。辛亥革命杭州光复后，他在省城做民政司长。杭州西湖是天下闻名的胜景，可惜那时的西湖，为老城墙阻隔，且湖滨一带还是前清旗兵的营房，一排排灰不溜秋的营垒，实在有碍观瞻。褚辅成大刀阔斧，拆除了城墙和旗营。这样一来，西湖与老城，连为一体。湖光山色，随即拉近了与普通民众的距离。这奠定了此后百年西湖的基本格局。
嘉兴人记得褚辅成的，是他上世纪三十年代援救韩国志士金九的事迹。金九的回忆录书写了这一段佳话。这位后来的大韩民国总统甚至动情地说：“
褚辅成对嘉兴是有感情的。抗战胜利，他自重庆回上海，再回嘉兴，次日即重游南湖，应地方所请，他挥笔写下“分烟话雨”匾额。“话雨”不难理解，不外乎跟老朋友们叙旧的意思吧，但“分烟”殊为难解。陆明跟我说，他当年也曾请教于史念，以
历史学者傅国涌说：“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风云变幻中，不断可以看见嘉兴人褚辅成的身影，晚清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民国早年国会，抗日战争……”是的，终褚氏一生，忙于国事。一九四五年七月，他以七十三岁的高龄，与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参政员访问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延安机场欢迎。现在保留下来的一帧旧影中，褚辅成左手执礼帽，右手拄着拐杖，神形消瘦，几乎弓着背，大有不胜站立之苦。实际上，他一到延安即中风了，幸而诊治及时、得宜，而安然无恙。褚辅成延安回来，显出一个理想主义者少有的乐观。他亦一直珍藏着中共送给他的纪念品——延安自纺自织的一件粗毛线衣。在隔年上海《申报》的一次记者采访中，他还是认为“事在人为，（国共）问题总可以解决的……目前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职是之故，胜利还乡后，精神清瘦还算健旺的他，风尘仆仆去省城杭州，为邻县平湖的军粮征购过重他要吁请减少；还有，嘉禾田赋征实存有很多的弊病，他要凭着他的人脉关系希望能设法免除——这两件用现在的话来说事关民生问题的琐事，因关涉两个部门，因此，他既要访晤省主席沈鸿烈，又要拜会临时参议长朱献文，一时忙得很。从这两桩小事，我们可以觉出褚氏一如既往的地方情怀。
褚辅成是一个怀抱宪政理想的老战士。他早年留学日本警校，后转学法政大学。他二十年代即与沈衡山在上海办过法科大学，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他的宪政理想极为鲜明。遗嘱中，他沉痛而毫不含糊地说：“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这是他超越侪辈的远见。胜利还乡后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我查到《申报》曾以《一个争取民主民意的典型——访老战士褚辅成》为题，可知他留在那个时代的，是一个吁请民主的战士形象。
凡理想主义者，多不售于时。多年前，
一九四八年三月初，褚辅成摔了一跤。他一生摔的跤其实也很不少。然而，这一次不一样。熬了一个月，终不治。先生撒手西去，卒年七十有六。
褚辅成在两个时代的分合处去世，有人连说遗憾，说一九四九年后，他本该国家副主席的位置有望。但，个人的生命和国家的走向一样，是不可倒转的。他终于不必像他的老邻居沈衡山那样，一九五八年以后，每天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戴上老花眼镜，念念有词，形同痴傻，以不断提醒笔记在上面的那一道时代符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