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宪政的先驱——褚辅成

发布时间：2015-09-28 15:16:00

中国近代宪政的先驱——褚辅成

谢一彪

褚辅成是浙江嘉兴人，光复会员和同盟会员，毕生致力于宪政建设，创建民主政治。参与领导光复杭州的武装起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出任浙江军政府政事部长，创建浙江资产阶级共和体制。开展议会斗争，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维护资产队级共和制度。为国内和平奔走呼吁，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念念不忘人民参政，实现议会政治。褚辅成殚精竭力，赍志以殁。

矢志反清，推翻封建专制统治

1904年，褚辅成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与中国留学生中的反清分子过从甚密，思想日趋激进。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国同盟会，褚辅成加入同盟会，矢志反清革命。1905年底，褚辅成奉命回国从事革命活动，出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在嘉兴南门外设南湖学堂。“褚辅成1905年在嘉兴南湖之滨创办南湖学堂，一方面是为了启发民智，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掩护革命活动。”[①]南湖学堂成为革命党人集会之所。1906年，褚辅成曾介绍秋瑾前往南浔浔溪女校任教，秋瑾数次前来嘉兴，都住在褚辅成家中，由其妻子沈氏殷勤招待。“秋瑾由褚辅成介绍，进南浔女学堂执教鞭，女教员徐自华等多受其感召而加入同盟会。不久即辞职赴杭各地征求党员，从者甚多。”褚辅成与敖嘉熊、姚麟等革命志士暗中联络，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07年初，秋瑾到嘉兴入住南湖学堂，褚辅成在鸳鸯湖中的放鹤洲与之商议反清起义，督促革命党人从速准备。秋瑾不幸在绍兴被捕就义，嘉兴府属响应计划未及实行。徐自华与吴芝瑛冒险将秋瑾安葬于杭州西泠桥畔，秋瑾遇难后已成为浙江同盟分会实际负责人的褚辅成冒险前往杭州参加会葬。随后，徐自华邀请褚辅成等人在西湖凤林寺举行秋瑾追悼会，组建纪念秋瑾的秘密组织“秋社”。褚辅成与前来参加会葬的陈去病、姚勇忱、杨侠卿等同志“聚商革命进行策略，鉴于徐锡麟无军队响应，致遭失败，议定此后革命运动，宜注全力于军队方面。”[②]皖浙起义因无军队响应而失败，决定今后全力以赴地运动新军，并由新军中任职的顾乃斌、吕公望、朱瑞等人负责。不久，驻杭两标新军以及督练公所等军事机构都布满革命势力，专待革命时机到来。

1908年冬，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病逝，末代皇帝溥仪继位。浙江旅沪革命党人以为有机可乘，邀请浙江各府属推派代表，集结沪上，开会商议举事计划。“期前到者，杭属有徐旡生、盛碧潭，嘉属有褚辅成、蒋志新，湖属有陈其美、姚勇忱、杨谱笙，宁属有庄之盘、周淡游、蒋著卿、董梦蛟，绍属有竺绍康、王金发，台属有孙乃泰，温属有张云雷，金属有张恭、周华昌，处属有吕逢樵、吕月屏，严衢两属代表尚在途中。”[③]由于光复会员刘光汉叛变投敌，向两江总督端方告密。上海道即与租界交涉，逮捕龙华会副会长张恭，并搜查沪上革命党人秘密机关天保客栈。会议因此流产，代表也分散转移，褚辅成和周淡游也改装易服出逃，计划中的浙江武装起义胎死腹中。

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来到杭州，会商杭州起义事宜，“谓武汉已有密电到沪，促各省响应。”陈其美约集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朱瑞、黄元秀、吴思豫、童保暄、傅孟等在白云庵召开了第一集会，“当时军界同志，分急进缓进二派，意见未能一致，遂决定分头着手准备。”不久，陈其美又派姚勇忱前来杭州，褚辅成参加在城隍山召开的第二次会议，顾乃斌等人表示：“陆军方面意志，俱甚坚决，响应不成问题，惟在杭新军两标，皆驻扎城外，而每一士兵子弹，不满五个。城内驻防旗营兵多械足，加以抚台衙门扎有巡防营一营，卫队两连，军械局亦有巡防营驻守，总计反革命实力，确占优势，若无外援加入，恐有失败之虞，必须发动浙东同志，组织敢死队来任先锋，庶有成功把握。”会上决定分赴宁绍台金各属，组织同志集结杭州，吕公望负责召集金华府属，绍兴方面由王金发担任。宁台则由姚勇忱返沪后分头通知。陈其美旋又派黄郛来杭，与在杭革命党人商议，催促加紧进行，并在城站开会决定加紧筹备，“并推褚辅成赴沪，商请陈其美筹发炸弹印信及发难费，褚辅成前往洽商后，陈其美嘱其先回主持筹备事宜，所需各物随即送来，一面派屈映光赴宁波运动新军营长许耀、叶颂清等同志发难，均表赞同。”[④]褚辅成于返杭途中，曾到嘉兴作短暂逗留，指派庄幼山赴沪加强联系，嘱咐田毓甫、计宗型、钱大忠等人密切注意时局，随时准备策应沪杭起义。陈其美又再次来到杭州布置起义事项，与浙江革命党人商议后，决定光复江浙的计划，先占杭州作为根据地，再由专车派兵夺取上海制造局，进取苏州，直下南京。后来，由于形势变化，中部同盟会总会改为“上海先动，苏杭应之”。会后，浙江革命党人从军界和政界推选十余人作为代表，组成筹划起义的机构，褚辅成作为政界代表与会，每周定期开会二次。

10月底，军界和政界的革命党人再次集会，确定杭州起义日期、起义指挥系统和军事部署，褚辅成在会上被委以筹设起义总机关的重任，并明确武装起义的任务：“（一）陆军第八十二标标统周承菼，已由吴思豫说妥加入革命，请其率领全标部队由凤山门入城，攻击抚台衙门；第八十一标代理标统朱瑞，率领全标部队由艮山门入城，攻击军械局，警戒军队。为两标取得联络起见，推驻扎城内之宪兵司令部执事官童保暄为临时总指挥，并负开启城门之责。（二）敢死队商定分为两队，张伯岐、董梦蛟等带领一队，配合陆军第八十二标任前锋，王金发带领一队，配合陆军第八十一标任前锋。（三）警察担任监视藩台衙门与大清银行，并维持地方秩序。（四）政治组织由褚辅成联络谘议局陈时夏、沈钧儒、张傅保等设计准备。”[⑤]11月4日，上海光复。11月5日，江苏宣布独立。浙江革命党人决定于是日晚发动武装起义，浙江巡抚增韫在抚署召开紧急官绅会议，拟张贴浙江独立布告，以阻止革命军攻城，但布告未及印出即已起事。增韫将褚辅成诱入抚署软禁起来，企图迫使革命党人与之谈判。革命党人遂决定将原定后半夜起义的计划提前进行，占领抚署衙门，活捉增韫。11月6日，革命军占领除旗营以外的整个杭州，因旗营毗邻闹市，为了避免伤及无辜，并未采取军事强攻，而是按既定方针，设法争取其投降。褚辅成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事前就会同谘议局副议长陈时夏，促使议长陈黻宸劝说旗营协领贵林放弃抵抗，率部投降。旗营被围后，部分旗兵企图负隅顽抗，褚辅成又劝阻司令官周承菼暂缓进攻，并前往谘议局和贵林谈判，迫使旗兵于是日下午缴械投降。杭州起义兵不血刃，和平光复。

主持民政，创建浙江资产阶级共和体制

杭州起义前，革命党人在讨论新政府首脑人选时，产生分歧意见，与会人员或以自己威望不够，或以起义胜败未定，均不愿出任都督。朱瑞提出：“军界中无人愿居高位，拟推褚辅成担任此席。”褚辅成表示：“东南及江北各省均在观望中，吾省宜推一员有重望者担任，方足以资号召，革命较易成功，汤寿潜先生为沪杭甬铁路争回自办，众望所归，堪膺此选。”[⑥]褚辅成的提议，得到与会人员赞同。并决定由褚辅成与尚在上海的汤寿潜联系，一旦起义成功，即邀汤寿潜前来杭州。褚辅成邀请谘议局副局长陈时夏赴沪迎接汤寿潜。11月6日下午，汤寿潜乘专车到达杭州，各界即在谘议局开会，推举汤寿潜为浙江军政府第一任都督。汤寿潜就职后，宣布全省免粮免税一年，并发表军政府各部长名单。11月7日，革命军各军官以及参加光复杭州的各地领袖召开会议，王金发提议：“秋瑾被害，喧传汤寿潜曾赞一词，不应举为都督。”褚辅成表示反对，“湖南焦都督就职三日，即被倒，舆论颇多批评，浙省若再演倒督恶剧，国人将视光复义举为争权夺利，有碍革命之进行。”褚辅成劝王金发收回成议，但王金发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褚辅成誓死力争，最后议决都督暂不更换，推周承菼为总司令，负责军事工作，褚辅成出任政事部长，负责民政工作，“所有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皆归其总揽。”[⑦]汤寿潜乃是声名卓著的立宪党人，对君主立宪政治方案完全失望，政治信仰已转向民主共和。浙江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尚较薄弱，浙江军政府创建伊始，由汤寿潜出任第一任都督，有利于新政权的稳定和巩固。

浙江军政府成立后，发布政令，宣布新政权奉行共和政体，实行新法律和新税则，废除与共和政体相违背的封建法令与规章制度。同时提出改革行政，增设小学，严禁鸦片，解放女足，剪除发辫等具体施政措施。为了健全省级政权，褚辅成召开省垣各界代表会议，决定在军政府内部分设政事、军事、议事三大机构。设政事部以总揽全省政务，设总司令部指挥全省军事，设参议会议决全省一切重要政务及规章。三大机构均由都督总其成。都督乃一省最高军政首脑，兼任参议会议长。参议会隶属军政府，以都督为主席，参议员人选由军政府和军政分府的军政首脑以及在辛亥革命后功成身退的人士组成。由于政事部权力过大，褚辅成又将财政部单独划出。后来，褚辅成又将政事部改组，在军政府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和司法四司，改变权倾一部的局面。光复后各地成立的地方政权统称为军政分府，设有都督，并另派民政长综理一方行政。褚辅成主持厘订《浙江地方官制》，由临时省议会通过后颁行。地方官制规定县一级设知事，知事以下设有民政、财政、教育各科。

褚辅成组织临时省议会和主持制定《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褚辅成主持拟定《中华民国省议会法》和《浙江省议会议员选举法》，规定省议会由本省人民选举的议员组成；凡年龄20岁以上在本省居住3年以上、有正当职业、识文字者均有选举权；凡本国国籍在本省居住5年以上、年满25岁以上、没有过被剥夺或停止过公权、没有失财产信用记录、没有过精神病等经历的男子，得被选为议员；省议会为本省的最高立法机关；有权讨论并议决本省的根本法及其他法律、本省预算和决算；本省税法及公债、本省对外契约之缔结、本省权利存废事件、本省义务担任或增加事件；都督任免各司局长，必须经议会同意；议会议决的法律案，都督只能公布和执行，如有异议，应在七天之内提出复议，如仍有三分之二议员维持，都督必须公布执行。都督有失职和违法行为，议员可提出不信任案。并通令各县推举一人作为省议会议员人选，并于1912年1月正式成立浙江省临时议会。省临时议会作为地方立法机构，享有较广泛的立法权和行政监权，成为浙江历史上第一个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机构，浙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孜孜以求的设议院的近代民主政治方案，终于成为现实。

1月28日，浙江临时议会通过《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规定人民的权力和义务以及军政府的组成，对军政府都督的任期和权限作了明确规定，并按三权分立原则，规定军政府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员、议会和法院三部分组成，以议会为最高立法机构，法院为最高司法机关，将浙江的政治建设和政权体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下的地方根本大法，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核心，以近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勾画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地方政治蓝图。然而，由于“褚慧僧急于办浙江省议会，自定省议会法和选举法，一边订一边就饬令各县执行，没有呈报中央批准。后来浙江省都督府秘书处将这件事报到中央。中央政府对褚慧僧这种做法很不满，说这样的大事必须中央制订，各省统一，怎么可以自己动手呢，把褚慧僧的民政长职务撤了，命令浙督另外保举人。”[⑧]1913年，由于褚辅成急于创办省议会，中央尚无统一规定就自定省议会法以及选举法，有侵权之嫌，被免去了政事部长之职。

维护共和，反对北洋军阀统治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褚辅成出任国民党参议。1913年，褚辅成当选为第一届众议院议员，离开浙江前往北京。褚辅成“以革命巨子而置身议席，刚正不阿，议论纵横，反对大借款一案，尤为袁项城所忌惮。”[⑨]袁世凯为了扩充军备，大举外债。袁世凯以办理善后为借口，未经国会同意，即以国家全部盐税为担保，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褚辅成等110名议员联名提出《弹骇袁世凯大借款案》，以民国宪法未定以前，借款的议决之权为临时参议院。国会成立以后，其议决之权在国会。今国会已经开会，凡有借款问题，当然应由国会议决，始得发生效力。约法俱在，万不可违。“五国银行之善后借款二千五百万镑，未经国会议决，竟于本年四月二十七日擅行签字。”[⑩]今政府冒天下大是之不韪，明目张胆破坏法律，何以立国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褚辅成等议员反对这个亡国的借款条约，提出政府借款手续不符合法定程序，公然违法失职，为此，根据临时约法第19条第12项提起弹骇，责令国务员全体辞职。褚辅成自然成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眼中钉肉中刺。8月27日，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串通乱党”支持“内乱”为名，派军警逮捕了国民党籍的众议院议员褚辅成等人。袁世凯又以武力解散国会，追缴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证书和徽章，褚辅成也名列其中。褚辅成被送往安徽宿县，交安徽都督倪嗣冲看管，身陷囹圄达三年之久。直到袁世凯气绝身亡，褚辅成才重获自由。

黎元洪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继续召开国会，褚辅成重返北京。褚辅成组织宪政研究会，以联络会中同志，对北洋军阀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1917年5月，国务总理段祺瑞威逼议会通过对德宣战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褚辅成动议搁置议案。段祺瑞恼羞成怒，要求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7月，段祺瑞复任国务院总理，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破坏临时约法。褚辅成等人联名致电云南督军唐继尧，谴责“段氏擅称总理，竟拟召集临时参议院，以代国会，非特触犯临时约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直将根本大法完全推翻。国家托命，端在纲纪。若任一二豪强割裂国法，择其便于已者，而假借之不便者自由废弃之，玩法逞私，成何国家？”[11]要求云南方面联合广东、贵州和湖南出兵，以“靖难护法”。褚辅成等人又领衔在《申报》发表《对于外交问题之宣言》，声明“前之反对袁氏专制，今之反对段氏武力”，谴责“段祺瑞为前清专制国之臣仆，其知识、经验断不能统治中国，使成民政国家。”[12]孙中山乘海琛军舰赴粤，并电告国会议员开展护法运动。8月，褚辅成毅然同部分国会议员响应护法号召，“护法军兴，率国会同人，随先总理南下，被选为非常国会副议长，赞襄擘划，建树尤多。”[13]9月1日，孙中山当选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1918年5月，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务，褚辅成随孙中山离粤至沪。1919年，褚辅成奉孙中山之命，前往云南动员唐继尧率滇军参加北伐。1921年4月，褚辅成重返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孙中山领导第一次北伐，由于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发动政变，致使北伐失败。褚辅成拟去老隆劝说陈炯明改变态度，行至汕头遭到陈炯明拒绝，无果而还。

1923年6月12日，曹锟指使军警驱逐总统黎元洪，迫使黎元洪出逃天津，向国会提出辞职。6月14日晚，褚辅成等两院议员20余人离京赴津。6月20日，在天津的两院议员160余人，在法租界召开谈话会，商讨时局的紧急应付办法。褚辅成被推为临时主席，报告开会宗旨，会上作出决定，一、由在津同人致电宪法会议议长吴景濂，表示国会在未觅定能够自由行使职权之前，宪法会议暂停开会。二、推田桐等2人作为代表赴沪，筹备开会地点。三、发表对内对外宣言，说明国会移沪开会的理由。四、招待同人离京。并发表《离京宣言》四条：“（一）北京为军阀暴力所包围，国会不能自由行使职权。故某等相率离京。（二）在乱事未戡定以前，国会暂移上海行使职权，完成大法。（三）至乱事平定，首都秩序恢复之日，国会仍还京开会。（四）自六月十四日起，北京伪国务院对内对外一切行动，均属无效。”[14]10月5日，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国会议员紧急会议，发表宣言，声讨贿选之罪。“窃以共和国家总统、国会俱为全国人民所托命，今竟明目张胆，使神圣议会，变为交易市场；尊严总统，视若交易货品，显犯刑律，腾笑友邦。曹锟个人不足诛，其如中华民国之名誉何！卖国败类不足惜，其如四百兆人民之人格何！同人等诚不足以感人，力不足以弭乱，抚躬自问，负疚滋多。虽不敢谓保兹清白之身，为国家留一线之正气，仍当大声疾呼，追随全国人民之后，明正贿选之罪，一致声讨。”[15]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等人发动北京政变，“贿选总统”曹锟被迫辞职。曹锟仅做了一年多的总统即被赶下台，其下场比历届总统更惨。褚辅成与田桐等移沪议员30余人集会讨论时局，要求揭明贿选罪名，惩办贿选分子。褚辅成对北洋政府议会民主的幻想破灭，逐渐脱离中央政坛，开展地方自治活动。

呼吁和平，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攻克杭州，张人杰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任，褚辅成任代理主席。时工潮不断，工人向资本家展开斗争，甚至将资本家游街示众。市公安局长章烈以此事妨碍社会治安，请求褚辅成下令制止，褚辅成不予理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惨遭到杀害；褚辅成被检举为“左派”和“共产党员”而被捕，囚禁于杭州留守营，几被枪决。有人向沈钧儒报称:“外间谓慧公（褚辅成）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16]4月20日，褚辅成被押往南京，浙江政治分会主席蔡元培和委员庄菘甫同往，要求蒋介石释放褚辅成。据庄菘甫声称：“蒋介石原来对褚辅成并没有什么，只是在几个月当中把浙江弄得有些不像样子了，想看看他与共产党是否有政治上的联系。那天蒋介石与他谈话时，只要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表明自己的态度，就会让他和我们一道回来的，将来也是会重用他的。不料，他态度傲慢，出言不逊，以致把事情弄僵了。”[17]褚辅成虽然被释放，却被蒋介石视为异己，排斥于浙江省政权之外。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迄1948年结束，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议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褚辅成提出确立民主法治以奠定建国基础案，要求“在我国未实行宪政以前，政治之应受中国国民党指导，与夫政府之应由中国国民党组织，已为全国人民所公认，当然不应求其变更。然由党所组织，且受党所指导之政府，仍应向国民负责；国民如依法对政府表示不满后，政府仍不能设法满人意时，党应分别轻重，加以改正或改组。”[18]褚辅成呼吁实施宪政，“人民参政就是国家大事，要由人民来决定——通过代表人民的议会。所谓的议会政治就是宪政。”针对有些人怀疑抗战能否实施宪政，宪法在抗战期间其效力将予以停止，褚辅成坚持抗战与实施宪政相辅相成。“第一，抗战只有更需要人民参加政治。”抗战关乎全体人民，非部分人所能完成。“第二，只有人民参加了政治，人民的力量才能彻底动员，最后胜利才能把握。”[19]褚辅成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皖南事变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会议，褚辅成等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并与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

1945年初，褚辅成等60余位社会知名人士发表时局宣言，号召各党派加强团结，迎接抗战胜利，进行国内和平建设。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6月18日，毛泽东复电表示欢迎。6月27日，褚辅成等人面见蒋介石，提出两点建议：一、由政府召集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问题由政治会议解决。蒋介石表示可以商谈，并同意他们前往延安。7月1日，褚辅成等六位参政员在王若飞的陪同下，飞抵延安。褚辅成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商谈，达成《延安会谈纪要》，双方形成两点共识：“（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中央提出五项具体建议：“一、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由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并经他方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二、政治会议之性质：1.公开的。2.平等的。3.自由的。4.一致的。5.有决定权的。三、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1.关于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2.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3.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4.关于将来国民大会之召集。四、政治会议召开以前，释放政治犯。五、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其具体内容。”[20]六参政员返回重庆后，向蒋介石陈述会谈情况，并将《延安会谈纪要》交王世杰。重庆谈判期间，褚辅成等人宴请了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褚辅成等人为挽救国内和平，避免内战，作了大量工作。

1945年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褚辅成一如继往地开展宪政运动。褚辅成等人召集重庆文教科界一部分人士举行座谈会，拟正式建立公开组织，继续争取民主斗争，并取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1月6日，褚辅成等人再次邀请重庆学术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决定筹组九三学社。褚辅成警告与会人员提防“某种分子”假借民意，破坏民主宪政运动。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褚辅成被选为主席团主席。九三学社致力于民主新中国的建设，其基本主张有八项：“（一）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争取人民之基本自由。（二）从政治的民主化，谋军队的国家化，反对属于党派或私人的武力，根绝内战。（三）肃清贪污，反对官僚政治。（四）从速完成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民生活及农村租佃关系。（五）建立以民主为主的经济制度，反对官僚买办资本及一切为私人或派系谋利益的经济关系。（六）学术思想之绝对自由，奖励科学研究，根绝党化教育及思想统治。（七）积极的普及国民教育，扫除文盲，提高人民文化水准，反对迷信和复古运动。（八）加强同盟国家之团结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21]褚辅成返回上海后，又发表书面谈话，“于今宪政民主已势所必行，辅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今犹期以耆耄之年，见其实现。”[22]褚辅成已是70多岁的老人，仍念念不忘能在有生之年，实现其梦寐以求的宪政理想。

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准备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褚辅成抵制国民大会，曾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缓开国大，应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召开。“国民大会召开期届，而各党派出席代表，因和谈未谐，迄未提出。制宪为国家百年大计，必须在全国统一和谐之气氛中举行，方可期宪法颁布以后，推行顺利。否则势将以完成国家之统一者，招致国家之分裂。祈允将国大开会日期，暂行延缓，以待和谈妥协，各党派代表名单全行提出后，再行正式开幕，庶可由统一之国大，制定统一之宪法，以完成中国真正统一之局面。”[23]然而，国民党一意孤行，单方面宣布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国民大会副秘书长雷震专程前往上海，敦请在上海的各民主人士出席大会。褚辅成接受《大公报》记者访问，发表谈话，希望国民大会延期召开。“依照政协规定，国大召开之期由政协商定，故应由各党派定商国大召开之日期。”[24]褚辅成怀着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出席大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出会议。1947年1月1日，九三学社与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声明，对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公布所谓的“宪法草案”表示坚决反对。

自从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后，褚辅成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去。1948年3月初，褚辅成不慎跌倒，血压增高，不得不卧床治疗。3月20日，褚辅成勉强起床撰写遗嘱。“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撼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志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25]3月29日，一生追求民主政治的褚辅成，留下宪政救国的遗愿，在上海溘然长逝。

（作者系绍兴文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