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元勋褚辅成
陈伟桐
内容提要：1907年光复会发动的浙皖起义失败之后，光复会组织淡出浙江舞台。以褚辅成为首的浙江同盟会改变了策略，全面联系商界及立宪派人士，促成他们转向革命，加速革命的成功。武昌起义后，以“陈其美——褚辅成”为核心的同盟会组织主导了浙江光复，褚辅成成为浙江光复的中坚人物。
关键词：国民革命 一身二任 同盟会主导
说起浙江辛亥革命，人们自然想起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徐锡麟、秋瑾，以及他们发动的浙皖起义。然而由于这场起义的失败，他们没有完成光复浙江的事业。汪林茂的《浙江辛亥革命史》，是这样概述当时的形势的：
“1907年的光复会浙皖起义失败，浙江的革命势力（主要是光复会势力）遭到了一次近乎摧毁性的打击：作为前一时期领导浙江革命的绍兴光复会中枢几乎不复存在；作为前一阶段主要革命力量的会党，由于众多首领的牺牲、流亡，也陷于群龙无首、难以作为的状态。因此，在浙皖起义失败后，浙江资产阶级革命一时间趋于沉寂。”（1）再加以1908年3月嘉兴革命巨子敖嘉熊遭清政府暗害，由他策划的余孟庭反清起义，也在辉煌一时后失败。如陶成章所言，“嘉熊死而浙西、江南一带革命之事业坠矣。”（2）这样浙江革命力量仅存同盟会浙江支部长褚辅成一支力量了，他在嘉兴发展了30多名会员，日后将浙江革命推向高潮的历史责任就落在他的身上。
当时革命虽然处于低潮，然而夺回利权的爱国运动，以及倡导立宪的改良活动，却在浙江铁路公司和省谘议局两个阵地蓬勃开展起来。出现了由社会各阶层参加的以拒款保路为中心的“铁路风潮”。以副议长沈钧儒为首的浙江谘议局，在罢免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上与清政府正面冲突，浙江民众及士绅的政治热情被空前地调动起来。面对新的形势，褚辅成一改过去光复会所奉行的“孤独地发动，孤独地失败”（3）的孤独主义路线，对于当时的爱国斗争和社会改革，采取全面投入的新的策略，以此团结大多数，扩大革命的社会基础，以此推动浙江形势的发展。
到20世纪初，嘉兴等地借清政府施行“新政”的机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十分活跃的时期，城镇市民发生资本主义化的社会转型。适应这个变化，褚辅成早在1906年就与敖嘉熊等人领导嘉兴的抵制美货运动。他“首先号召，奔起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4）提高了嘉兴民众的国民意识。据统计，当时全省集会抗议活动共80次，嘉兴府属就37次（5），为全省之首。为了把这些新兴资产阶层组织起来，迅速成立各地商会组织，褚辅成及敖嘉熊都担任过嘉兴商务分会的总理，在汤寿潜被政府免职时，他曾作为全省商会的代表进京交涉商律。而这些又与他们的从商背景有关，敖嘉熊家世代经商，褚辅成丝业世家，手创秀纶丝厂。褚辅成在出任商会总理期间，正值沪杭铁路筑成，嘉兴商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全省七府物资展览会上，嘉兴一地的展品数量占总数的一半以上（6），省抚称“是为各府模范”（7）。此后褚辅成又组团70余名工商业者，赴南京参加南洋劝业会（8），这在100多年前是很了不起的壮举。由于褚辅成等革命党人在商绅中积极活动，使得他们大多同情革命，“或斥资接济党人，或遇党案暗中掩护，赞助之力甚大”，（9）从而加速了革命的成功。
孙中山早在1906年，就将反清的民族革命，分为“英雄革命”与“国民革命”两个阶段。英雄革命“只以驱逐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国民革命则“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而且一国之人皆负革命之责任。（10）《浙江辛亥革命史》指出，自1908年起，浙江“革命开始从‘英雄革命’时代进入孙中山所主张的‘国民革命’时代。”（11）褚辅成在新兴资产阶层积极开展工作，是顺应时代潮流，其意义不可低估。
由于褚辅成等革命党人的积极工作，嘉兴的革命队伍得到壮大。在嘉兴出现了继温台处会馆、南湖学堂之后又一个革命据点——嘉兴府中学堂（后来的省立二中），“此时学校教师的革命党人已过半。”（12）著名作家茅盾在《辛亥年的光头教员与剪辫运动》及《我所见的辛亥革命》两篇文章中回忆道，1911年他从湖州省立三中转到嘉兴省立二中读书时，就惊奇地发现这里的光头教员和学生特别地多。而且在革命教员的影响下，学生特别关心政治。武昌起义之后，学生天天到火车站，从乘客手里收集属于违禁的报纸，了解各地革命的讯息。（13）光复后之嘉兴首任都督方於笥，就是该校的监督（校长）。教员计宗型曾被褚辅成派以与上海的联络员，这样学界与商界都组织起来，有力地支持杭州的光复。
辛亥革命中，除了从事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派外，还有主张和平改革的立宪派。两派隔阂甚深，有的地方还水火不容。而褚辅成既是同盟会之浙江支部长，又是浙江谘议局的议员，浙江立宪的骨干分子，这种“一身而二任”的现象在全省以至全国都是极为罕见的。
对此，学者多认为褚辅成这么做是为了掩护革命党的身份，得以频繁往返于嘉杭沪之间，进行革命联络工作。当然这个作用是存在的并且是很大的。但是褚辅成之参与立宪运动，除了他一生有志于宪政，还有打算与其合作完成这场“国民革命”的意图，以此促进立宪派的分化，吸收立宪派中的精英人物充实革命阵营，从中褚辅成也积累了政治制度改革的经验。时任谘议局副议长的沈钧儒，就在褚辅成的影响下，较早脱离立宪派，转身于同盟会。沈钧儒回忆起当年的国会请愿活动，“宣统二年（1910）正月间，各省请愿代表到了北京。我那时也到了北京，当时革命和立宪两派对国是争论不休，大家要我到北京去看看形势。我在北京呆了一个时期，跟各方面接触的结果，看出了清廷的所谓预备立宪，只是一种欺骗，清政权已不能维持多久了，回来就把我的看法向大家讲了。”（14）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是革命派、立宪派与清王朝三种力量的较量。在革命成功之前，无论人数及社会影响，立宪派都在革命派之上，立宪派一旦转向革命，清王朝就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过去我们只注目于革命党人的活动，忽略其中的人心背向。沈钧儒的姻舅（妹夫）、苏州名士张一麐就说过，“辛亥革命皆以谘议局为发端”，（15）从这个论断可以窥见到沈钧儒活动的身影。此后沈钧儒加入了同盟会，积极参与了浙江光复的各项工作。如亲自赴抚署，劝说巡抚增韫投降，光复时带头在谘议局升起白旗，与另一位副议长陈时夏让出谘议局作为起义之指挥机关。在军政府设立上，在褚辅成领导下，沈钧儒与陈时夏被委以政治组织之设计工作。这些说明了褚辅成之参与立宪活动，其意义超出掩护革命党人身份本身。某种意义上，浙江辛亥革命的胜利，是革命党与谘议局“联盟”取得的成果，显示褚辅成政治策略的特色和风格。
说到浙江的光复，是在光复会领导机构缺位的情况下，由褚辅成为首的浙江同盟会主导完成的。在浙皖起义之后，同盟会总部改变忽视长江流域工作的倾向，陈其美受孙中山派遣回国工作，并于1911年7月，革命形势高涨下，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总部，成为领导江浙沪独立的总机关。至武昌起义后，陈其美主动联络了褚辅成，促进了“陈其美——褚辅成”领导核心的形成。陈委以褚成立革命领导机关、制订起义计划之责任。再至起义之物资准备，如武器、资金及印信等，都由褚辅成直接到上海取得陈的支持。由于嘉兴介于沪杭之间，嘉兴党人陈以义、计宗型又协助褚完成联络工作。直至确立军政府首任都督的人选，及赴上海请汤寿潜来杭，都由褚辅成主持。正如最新出版的《辛亥革命浙江人物谱》所评价的，“在浙江光复前后，褚辅成是浙江革命行动的主要组织者，从起义的谋划和组织，到政权组织的制定，褚辅成皆为绝对中坚力量”。（16）所谓“绝对中坚”，实为浙江光复的主要领导人和实际主持者。
在关于都督人选上，先是以朱瑞为首的军界人士推举褚辅成，接着褚辅成从大局出发，让位于浙江保路领袖汤寿潜。他说：“东南及江北各省均在观望中，吾省宜推一负有重望者担任，方足以资号召，革命较宜成功，汤寿潜先生为沪杭甬路争回自办，众望所归，堪膺此选。”表现了嘉兴人士谦和的美德，而自己担任政事部长，“所有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皆归其总揽”，（17）名义上在都督之下，实际上掌握军政府实权，保证革命成果掌握在革命派手中。他任用汤寿潜原来还有一个用意，在起义军攻下抚署和军械局之后，利用汤与旗营协领贵林的关系，说服贵林交出武器，使杭州得以和平光复。在后来发现贵林藏匿大量武器，准备谋反时，褚辅成就立即逮捕了贵林，在汤寿潜不在的情况下（汤去了上海），果断处决了贵林，稳定了浙江政局。这些说明褚辅成在处理与立宪派关系上非常得当，又不迁就于人，坚持革命的立场，显示他成熟政治家的才华。
浙江军政府成立后，百废待兴，日理万机，褚辅成承担了繁重的工作，对于浙江的建设颇多建树。如制订官制，建立临时省议会，尤其在1912年1月制定和颁布了《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比《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早两个月。《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按照主权在民及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都督由人民公举，议会由人民选举之议员组成，议会具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还规定了司法独立的原则，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的干涉。有台湾学者评价说：“浙江于辛亥革命后至民元年初，短短数月间，在民主政治之推行上，就其临时省约法之内涵而言，确有极为崇高之理想与惊人之进步，使其在全国各省中居于前导的地位。”（18）我省专家胡国枢先生亦指出，从以法治省的角度看，“褚辅成是当时浙江革命党人中最具现代意识的人”。（19）
其实褚辅成的现代意识，还表现在拆除阻隔杭州与西湖交通的旗营，开始杭州新的市政建设上。阮毅成在《记褚辅成先生》一文中写道：
“是年，浙江军政府决定拆除旗营，由先生主持拆旗营城墙，在旗营旧址开筑马路。兴建湖滨六个公园，沿岸在两个公园之间开辟码头，并在区内建筑四条纵横主干道。东西向的湖滨路、延龄路，南北向的迎紫街、平海街，路宽六丈，人行道宽一丈。原来的旗营开辟为新市场，招商引资，遂成市肆。给湖滨带来生机，为现代杭州西湖的开始。”（20）
我们有充分理由说，褚辅成是辛亥革命的元勋，浙江光复的领导人，而且开始了浙江的现代化建设，他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在对后世的影响上是高出于浙江革命的其他领导人的。
注释:
（1）（3）（11）汪林茂《浙江辛亥革命史》181，9，9
（2）陶成章《浙案纪略》
（4）（8）《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166，170
（5）《浙江通史》（9）64-67
（6）（7）《申报》1910.3.14，1910.3.2.
（9）（17）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
（10）孙中山《军政府宣言》
（12）《嘉兴市志资料》
（13）《嘉兴辛亥革命时期历史资料汇编》99-106
（14）《沈钧儒文集》705
（15）《古红梅阁笔记》45
（16）《辛亥革命浙江人物谱》121
（18）台湾商务《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9）649
（19）《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369
（20）《褚辅成年谱长编》65（原文中道路指向有误）
（作者系中共嘉兴市委党校原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