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祖国迎来了六十华诞。
共和国诞生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如今却已是一个向古稀之年进军的皓首老人了。真是韶光易逝,人生匆匆,令人感慨万千!
我们这一代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知识分子,其生命之路是与新中国的旅程一起走过来的。我们在祖国母亲宽阔,温暖的胸怀中成长,我们在共和国的阳光下健康,幸福地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成年,直至今日老之将至。
我们这一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是幸运的一代,是幸福的一代。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得到了系统,良好,完整的学校教育。忆当年,莘莘学子,在校园中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宝库中的精髓 。燃烧的青春,美好的理想陪随着我们奋发向上。纵然,其中也经历过频繁的政治运动,三年灾害,阶级斗争……但我们毕竟还是幸运的,我们没有在学生年代遭遇那不堪回首的十年浩劫,没有遭受在学校没书可读,知识饥馑的痛苦。
我们这一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是传统的一代,是奉献的一代。
当我们从大学毕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一句实实在在的口号。一切服从组织安排,边疆、荒漠、天南海北……处处是我们生命旅程的新起点。在工厂、农村、矿山、研究院、设计院……,我们在祖国的每一个角落,贡献出我们的火热的青春,贡献出我们的毕生的精力。
遥忆当年,我从学校毕业,来到一个中央直属的一个研究院。但不久,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央决定将我院从京城迁往西北高原上的兰州。当年的兰州,树草稀少,整日黄沙蔽天,副食供应极差,又遇上十年动乱,生活和工作环境十分恶劣。但我和大多数同仁一样,“躲进小楼成一统”,埋头科研工作,努力学习业务,还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科研成果。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感恩的一代,是爱国的一代。
1976年 ,四人帮倒台,知识分子又迎来了一个美丽的春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我于八十年代初,考上了教育部的公派出国访问学者名额。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想象的。1982年,我告别了祖国,来到諾贝尔的故乡,瑞典的林雪平(Linkoping)大学。在那个美丽的北欧国家,我学习工作了三年。在瑞典教授的指导和合作下,我们攻克了多个国际顶级难题。在国外,我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并应邀赴英国、法国讲学,交流。到瑞典第二年,我就获得了奖学金,同时承担部分教学工作。就在我国外工作忙碌的时刻,得到了祖国单位的召唤,告诉我国家急需我归来效力。我立刻结束了课题,谢绝了教授的挽留,放弃了当时高于国内工资几十倍的薪金,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回国后,我全身心地投入了国家七五、八五重点攻关项目。报效祖国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神圣职责。
2007年,我应瑞典学校的邀请,再次访问瑞典。在瑞典,我拜访了几位一直留在那里的中国学者,他们住着別墅,开着豪车,享受着瑞典的高福利制度和优美环境。但我总感到他们似乎缺少点什么,总有一点寄人篱下的感觉。祖国和故乡山山水水才永远是我们魂牵梦萦的故园。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这一代是爱国的一代。
如今,我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享受着夕阳红的乐趣。我还承瑞典一家专门从事瑞-中科技交流合作的公司聘为顾问和客座教授。我还愿用我的余生为祖国的强盛、富足,发一点光,出一份力。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早日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