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己丑1949以前）
1932年我出生于上海嘉定东门外澄桥镇戴家老宅内。五岁时七七事变发生，逃难。因为当时父亲在上海工作，常往来于江浙两省，故辗转濮院、塘栖等地，最后到达上海。途中船经濮院，恰遇日机轰炸，险些丧生。到达上海，一家五口租住在法租界麦琪路（今乌鲁木齐中路）麦琪里一间小屋里。期间祖母和妹妹相继得病故世，后来迁到房价较低的日占区南市居住。初中在湘姚中学念书，学校位于南洋桥外，属法租界，放学回家时常遇日寇借故封锁，各交界路口的铁栅门禁闭，主道口重兵把守，我和同学在无兵把守的铁门下冒险进出。当时曾耳闻目睹中国桑叶版图、四亿人口时世界第七大都市上海的景象和沦陷区日寇的强权暴行。抗战胜利时，军用物资充斥街头，美国水兵搂女郎、开吉普飞驰司空见惯。虽曾一度人心振奋，但不久就物价飞涨，政府贪污腐败，蒋经国出来打老虎，最终以不敌宋氏家族而告终。上海解放时，我在五爱中学念高中，我的印象是：上课时只听得远处有隆隆炮声，课堂秩序井然。第二天报上登出了解放军露宿南京路和群众慰问的照片。学校里来了个政治指导员姚皓。
二、国家：屹立风云 个人：学习成长（1949己丑-1958戊戍）
新中国建成，中国从此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姚皓是个和大家打成一片的政治指导员，与同学们关系很好。不多久，班上两名同学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欢送场面热烈（有报告会、欢送会、专场演出、墙报等）。1951年高中毕业，父亲与叔父商议后建议我考当时看好的印染业，于是考入华东纺织工学院。这是一所主要由“上工专”“文绮染织专校”“诚孚纺专”和交大等校筹组而成的纺织专业大学，所以是新校也有老生。新生学习班设于铜仁路，读书则在延安西路1326号（于1953年才迁入今东华大学延安路校区），据说那里曾是法国夜总会，后来也沦为日本宪兵司令部。进大门左右有二大片草地，后面一幢大楼，一侧有二层小楼，大楼后面还有一片长满大树的土丘，地方虽小但环境不错。当时学生大约只有二百来人，教师阵容却很坚强。
如果说上大学前是我长知识的朦胧期，那么大学时期可谓是成型期。因为在中小学里，除了课堂上接受一般启蒙教育外，课余胡乱阅读些连环画、小说、申报等，还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马浪路（今马当路）一带的小书店里站着翻看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宗教、哲学等书籍；平时也随年长些的亲友走街穿巷，看工匠手艺、新鲜事物……，大多是无目的地随遇吸收。到了大学，发生了突变，开始接受严格的系统教育、先进的科学知识。其间渊博斯文的冯契教授主讲的社会发展史、哲学；严厉严密的程守洙教授主讲的物理化学；图解清晰的刘宝珠教授主讲的力学；思绪敏捷的钱宝钧教授主讲的纤维化学以及简练精确的韩葆玄教授主讲的分析化学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不仅启迪思路，而且养成了追求系统、务实、认真的习惯。
在这时期对社会的认识也在实践中加深。首先是对家庭的认识，其次是对世事的理解……。在大学的七年里运动不断，（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镇反、肃反、整风反右），现实所见结合学到的政治、哲学基础知识，通过思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1955年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57年，我是染化系教师团支部的宣教委员，发动大鸣大放时，我带头在校刊上发表了三篇文字和讲了一些话，于是被定为右派。
三、国家：从乱到正 个人：岁月磨练（1958戊戍-1978戊午）
从总路线、大跃进……到文革，几经折腾，终于物极必反，拨乱反正。
定为右派后，由于已形成了自己的信念，所以并没有气馁，而是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而今漫步从头越”的态度，沉着应对。
1958年4月，当嘉兴来华东纺院求援专业人才时，院人事处长征求我意见，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遇，当即同意。
从上海来到嘉兴一切都很新鲜，不但空气和环境新鲜，人际关系也与“知识分子”成堆的校园大不一样。虽有的人语言朴实而粗放，但大多诚恳善良。包括书记、厂长也并不高高在上，而是和大家和谐相处。有一天傍晚，一船拆散的旧机器到了，筹建处的书记韩其魁带头和大家一起下船搬运，还特意告诫我“小心搬、别砸伤”……。
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除了筹建工作外，大办高炉、大办五小、推广超声波、…… 经常学习、听报告。每天晚上讨论到深夜，没有星期天，春节也不放假。韩书记去县里或地区参加会议，由于汇报时实事求是，常吃批评,还被“拔白旗”。我从无锡培训处召回的原因，是要“大办化工”。当时报产值很重要，领导压任务，故怠慢不得。化工产品变化灵活、产值高。所以每当有新产品试成，负责化工组的吴芝琦就向韩书记报喜，韩书记到县里去“放卫星”！那时生产条件简陋，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土灶上加热大玻璃瓶中的易燃化工料，蒸馏萃取，非常危险。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很寒心！后来又到凤桥炭窑回收木溜油，用船运回，提取当时紧缺的醋酸。也提取过姜油、精盐、钨酸，以及用化工厂的糖精废料试制染料等等。这期间为顶头上司写总结、书面汇报成了我的副业，又养成了勤动笔的习惯。
1962年，由于我表现好，宣布升级为“摘帽右派”。
每年秋收时，工厂都要去支农，参加双抢、田间管理。既是劳动，也是认识社会的好机会。看到了嘉善、余新当时的农村实况。
有些情况在《嘉毛创业印象》中已写过，故从略。
“文革”时遇到了许多罕见情况，鉴于历史教训，谨慎从事。曾参与绘制大型领袖像，三酸抛光像章等。1971年，厂长林钧堂将省科委下达的科研项目《洗毛污水提取羊毛脂》交我承办，此后一直从事此项工作直到粉碎四人帮后调回技术科。文革期间耳闻目睹了各色人等的种种表演。
我曾向董世祚老师学过几年太极拳基本功，所以这些年来无论在体力上、反应上，于实际磨练过程中还能够顺利应付。曾扛过
四、国家：改革开放 个人：服务社会（1978戊午-2000庚辰）
庆幸“四人帮”被粉碎，拨乱反正。艰难地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金根福厂长将我调回到技术科时，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纺织部的关心指导下全力投入创制新产品，取得了显著成绩。1979-1981连续三年我被企业评为先进生产者，1980年10月嘉兴地区科学大会上授予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83年又以高票当选为人民代表。撤地建市后通过考察，1983年12月我作为无党派人士被选为市政协一届兼职副主席。此后一直在政协“科技界别”内参与有关工作。从此，由一个无名小卒突变为与当地老领导、知名人士频繁接触、平起平坐的人。开始颇不习惯，渐渐发现这些以前只在台上作报告和报上看到的人，也都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慢慢建立了情谊。当时政协科技界关心的是人才引进、科技兴市、加强科技意识等。
在1983年干部考察时，工作组曾问我有什么要求？今后希望干什么？我说：希望还是干本行，搞技术工作。不久市委下达任命书为毛纺总厂总工程师。兼顾政协和企业二职，我尽力而为。虽至今还有人为我遗憾，但我从不后悔。
此后几年时间，是我有生以来工作最忙的时期。除了以上工作外，还被聘为地区高评委成员、省轻纺高评委成员。这两项工作非常严格认真，要集中一段时间隔离进行的。有次参加评审时，我爱人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和老人，累得病倒，使我至今念念不忘亏欠她很多，只能现在予以弥补了。
1992年8月，已到退休年龄，当时企业人多为患，于是打报告退休。退休后曾到新兴的乡镇企业和其他企业服务过，但我很注意为原单位的独有技术保密，这是应有的职业道德。1997年加入嘉兴老年科协后，也为老年科协增添了一点收入。
五、国家：和谐发展 个人：安度晚年（2000庚辰-2009己丑）
跨入21世纪，举世欢腾！中国继续奋发图强，构建和谐。
嘉兴九三学社的几任老主委与我关系很好，社内老朋友也不少，但由于我是无党派人士代表，一直没有加入九三，直到世纪交替时才有幸被接纳。
2000年后，孩子相继成家，家人都认为我已劳累了一辈子，应该宽松一点了。但是我终是闲不下来，不出去赚钱可以，但终得有点合适的事干，干什么呢？小时候听父母的；上学时听老师的；工作时听领导的；现在可以听自己的了。于是我想补补课，我的职业是我父亲和叔父选定的，其实我喜欢画画、摄影。学画已过了年龄，而且太难，还是摄影吧，一按而就，多方便！于是在老年大学报了名；另外感到文化底蕴欠缺，又报了一门文学。就这样开始摆弄起相机来了，出乎意外，带来了好多“副作用”。孙女孙子为此对我加强了兴趣，不但喜欢看照片，还主动亲近我，要我拍摄。摄影还兼有交友联谊，代替笔记，存档留念……好处多多。除了摄影以外，我还喜欢太极拳，不仅对我一生的健康作出了贡献，而且它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特别是至今还没有能用现代科学语言来明确阐述，所以十分具有魅力。
再没有什么比老来安定更有幸福感了！我们这辈人是久经锤炼的，所以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这是我的心声！
六、结语
纵观我的一生是一个普通人的不平常的一生。因为无突出建树、无突出事迹，所以只能是个普通人，然而经过的历史时期，无论从事变的幅度和频度，乃至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教育的跨度，不但是史无前例，而且是时不再来的。因此追忆概述，或许能提供一点后人了解往事的历史素材。虽然尽个人所能，力求客观、纪实。但认识有限，文采不足，望读者思考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