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感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隘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依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疾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已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此嘱”这是祖父褚辅成（慧僧）六十年前（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临终前的祖父，仍怀着那种忧国忧民的责任心！他多么希望看到各党派能够至诚团结，共同把祖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
国民参政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它历时十年（1938-1948年），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祖父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
在参政会期间，褚辅成曾就改善征兵、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
在此期间，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始终是祖父的宗旨。
1939年面对革命队伍中的分裂和不抵抗势力。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
1945年元旦，褚辅成与黄炎培等六十余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对转捩当前时局献言》，号召各党派加强团结，迎接抗战胜利，进行国内和平建设。
1945年的春夏之交，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然而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致中共声明不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各民主党派人士对时局十分忧虑。在宪政实施协进会讨论宪法时，黄炎培、褚辅成先后发言，强调宪法必须在全国和谐一致的空气中产生。
“延安毛泽东、
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目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现同人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奠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侯明教。
辅成 黄炎培 冷遹 王云五 傅斯年 左舜生 章伯钧 已冬”
“褚慧僧、黄任之、冷禦秋、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
来电收悉，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
毛泽东 周恩来 已巧”
褚辅成等七人收到延安复电后，即去见蒋介石，并提出两点建议：㈠由政府招集政治会议；㈡国民大会问题由政治会议解决。蒋介石表示可以商谈，支持他们去延安（见黄炎培的《延安回来》）。
会谈共三个半天，于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以致大出鼻血。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并在昆明市各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宴会上发表讲话，畅谈他从延安归来的观感。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事关系十分密切，尤其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和沈钧儒是同乡、同事、至交。与黄炎培、冷遹（禦秋）、莫德惠、章仕钊、王造时、陈叔通、楚图南、李公扑、潘光旦、许德珩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自1943年春天起，他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抗战胜利后，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的形式座谈时事，他们把这种座谈会称为“自然科学座谈会”， 祖父访问延安回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的身份参加活动，为了推动学术界进步人士团结一致，伸张民族正气，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奋起抗日，争取最后胜利，
当时，祖父对国共和谈的前途还是认为很有希望的，他在和冷遹交谈时曾经说：“从《论联合政府》所提出来的一般纲领来看，国共间的距离并不太大。问题就是蒋介石是否有诚意？是否能够实行
国共双方一直未能和谈，褚辅成对时局非常忧虑，他于
考虑到“座谈会”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经过座谈会同志多次交换意见，决定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改组为“九三学社”。1946年2月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公推褚辅成、许德珩、梁希、潘菽等为委员。
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从1946年的6月下旬起，国民党发起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内战愈演愈烈，国共和谈的大门关闭了。六参政员延安之行的努力成果也付诸东流。
自国共和谈破裂以来，祖父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去，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平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见《王造时回忆录》）。
1946年秋东间，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一周后，褚辅成赴南京与各方人士交换意见，力图挽回僵局。他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见笪移今著《褚辅成与1946年的“国民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为了使日本成为它在远东地区反苏、反共的基地，撕毁波茨坦公告，扶植日本的法西斯势力。褚辅成召集九三学社在沪的同志进行座谈，并发起由各党派、各界人士共同开展反美扶日运动，组织“对日问题座谈会”，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当局对民主人士的迫害愈演愈烈，，祖父为了声张正义，在自己的寓所邀请沈钧儒、王绍鏊、俞寰澄、冷遹、黄墨涵、楚图南、王造时、孟宪章、笪移今等交换意见，希望努力缓和恐怖局面。但是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于
1948年3月初，祖父血压剧增，开始卧床不起。
1949年，伴随着一个腐朽的历史时代的灭亡，新中国崭新的历史从此开始。六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始终在我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如今，中国已经由一个惜日的东亚病夫，变成一个东方巨人。新的历史条件赋予了国共再次合作的契机，海峡两岸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刻，我们不由得怀念为和平民主事业呕心沥血的褚辅成，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